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作者：毛泽东

时间： 1956.7.22

标签：对话 关键人物文稿

选择来源：毛泽东全集第36卷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李维汉三（以下简称李）：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允许频首自己来谈判，也可以派代表来谈判。谈判要有上层参加。在谈判期间，频众不下山，我们不去打。对频乱分子，反复争取，不惜时间。同时，利用时间让部队、干部、群众休整（体力、思想、组织等等）。要戒备，要防御，再打我们更主动。做得好，估计一部分和大部分叛乱分子可以瓦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

李：稳定邻区，缩小叛乱影响。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答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有的同志主张，平版后罪大恶极的还可以杀。这就有一个对中央四月九日指示理解的问题，指示中说：“即使对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恶分子还是协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改，停止频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理，不答既往，过去在政府和协商机关有职务的，保留职务，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在平息频乱中有立功表现的，还将给予奖励。

毛：可以一个不杀，民惯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苏永和、马良都没有杀嘛！杀这些人对西藏上层会有影响。

廖志高（以下简称廖）：寺庙枪支不动，群众不放心，上层的枪向寺庙转移。

毛：暂时不动，不是永远不动。暂时不动，约法三章，我们有理。

李：关于划分农区阶级成分，划分三种阶级成分即农民、富农、地主，农民内部不再划分，以便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但在发展党团、配备骨干、提拔干部时，要掌握其阶级成分和斗争中的表现。

毛：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

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觉，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意见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我有个亲身体验，当年在陕北的时候，遇事就和高岗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此人以后变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换成另外一个人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陕北是我的学问高呢，还是高岗的学问高？当然是高岗的学问高。所以，遇事我就和高岗商量。他到东北去以前，我告诉他我的这个经验，他到东北后把这个话忘记了。

在汉族地区都是这样，更何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本地人总是了解本地的事，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对，也只能用同志的态度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等待，等待他三、四、五年，待他们同意了再办。汉族干部这样做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那时你要走，他们也会出来换留的。留一些为本地人信任的汉族干部在那里长期工作。要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就要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这一条就是格格不入。

民族间的隔阁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要缩短这个时期，就要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条。还要增加一条，叫做“唱对台戏”，便他们有讲话的机会，把苦处和架气都吐出来。你们这次会开得很好，汉族干部唱一台，少数民族干部也唱一台。像这样的会，可以考虑每年开一两次，各省也可以开

李：几年来少数民族干部有一些反映，在这里汇报一下。这些反映是：

一、自己的意见常常不被重视，而汉族干部的意见每每必须接受，甚至发表演说、汇报工作，都不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和想要做的事。

毛：这就是强加于人。绝不能强加于人，做好事也不能强迫。

李：二、有一股压力，不敢随便说话，特别是不敢说不同的意见，害怕随便扣帽子。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有名无实或者名多实少，不能做主。

毛：那就不好，应该倒过来。

李：四、自治地方的许多困难和要求，提出来很不容易解决，他们对中央各有关的部门有很多意见。

毛：你们不是要开民族工作会议吗，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李：在划阶级上自觉缩小打击面，地、富比率划得小一些，剥削轻微的富农可以划到农民中去，地主划到富农中去。具体办法由地委研究。孤立地主，中立富农。

毛：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

廖：省委意见，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

毛：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有些人可以有意识地不划成地主。在汉族地区小土地出租者一条定下来，几百万人感到舒服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很苦，上层的生活也不很好。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和汉族地区的不同，汉族地区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后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做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管。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赋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

现在，逐句议一下李维汉同志讲的第一节。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我们说阶级斗争，是有充分根据的。打仗要有葬民参加，土地分给当地农民，我们并不搬走。过去的民族斗争，总是掠夺他们。我们是大量地援助，这能说是民族斗争吗？我门还有一条，就是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方面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解决这一条。所以桑吉悦希“说，我们就听他的，把我们都压倒了

战争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上层，这个估计是对的，同时也教育了拉萨方面。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附带一小条，准备不可避免地小部分地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大打，也要有准备。但要争取不打。

李：怎样讲就怎样做，要讲政治信用。少数民族对我们不信任。讲了不办，哪怕是对上层人士讲的，都会被拿去欺骗群众。

毛：汉人有时对我们共产党也不信任，民主党派在我们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开始也不相信，后来我们登了报，才相信了。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是

[I]桑吉悦希，又名天宝（1917—2008），四川马尔康人。当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唱对台戏”，先党内后党外，叫他们说心里话。不说心里话的团结是假团结，那种团结是不巩固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背着老包，自以为“老子不贪污，是来解放你们的”，这就不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应该说明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中央对这些事，也有责任。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今天讨论了四个多钟头，我们就主动了。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在一起。

〔 1 〕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 2 〕 指195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葬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频乱情况的通报。

〔 3 〕 苏永和，又名罗基邦让·多吉巴参（1909—1981），西康芦花（今四川黑水）人。1955年任阿坝藏族自治州（今阿坝藏族芜族自治州）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1956年春参加频乱，被捕。释放后出走印度。1980年从加拿大回国定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马良（1905-1960），甘肃临夏人，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

〔 4 〕 廖志高（1913-2000），四川死宁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 5 〕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33年到陕甘苏区工作，是陕甘工农红军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