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的讲话

作者：陈伯达 戚本禹

时间： 1967.4.30

标签：重要党政机构及其衍变 戚本禹 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陈伯达

选择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

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的讲话

〖时间：凌晨〗

伯达同志讲话：

我叫陈伯达，你们大概还不认得吧。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勤务员见见面。因为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人民嘛，你们是管我们这些人民的。我向你们作了很多辛苦工作的人民勤务员致敬意！

汪东兴同志和戚本禹同志都说你们很辛苦，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又没人来看你们，又没有人来给你们报告，你们有很多困难，又没有来帮助你们解决。我们很抱歉，我代表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问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们问好！代表康生同志向你们问好！代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向你们问好！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写信给汪东兴同志或者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你们都是新到北京来不久的吧，都是各地来的吧？（汪东兴：都是各地来的，哪里都有，还有西藏的，还有海南岛的。戚本禹：来自五湖四海。）这个很好，你们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汪东兴：还有国家机关来的，已经搞了快一年了。）你们这个接待站是一个很好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可以经常地向群众学习，又可以互相学习，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对你们将来不论作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就这样子吧。（戚本禹，再多说一些吧，既来之，则安之。）你们接待站如果碰到我这样的人可能就困难了，话很不通，我要说情况又说不清楚，你们听不懂，碰到这类的事情就很困难了，有这些困难吧？（答：听得懂。）今天你们算接待我们吧，算是作了一次很大的招待，你们这么多人招待我们几个人，谢谢你们的好意吧！

这个工作的确是辛苦一点，跟人家谈话，有各种复杂的意见，但是可以取得很多经验。接触了跟全体七亿人口有关系的人。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再见啦！

戚本禹同志讲话：

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本来是今天要我来谈形势。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大家谈了一些，谈了些很好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小组也没有专门谈，我可以谈一些看法，但都是自己的看法，没有很好和小组同志们商量，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只是供大家参考。

目前形势，我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具体来说：第一，从今年四月以来的大批判，这是我们党的现在的头等大事，整个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大问题，对于世界革命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十七年以来，我们国家里面，我们党里面，始终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同志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中国向那里去？走什么道路？不仅是十七年来，从历史根源来说，从抗日战争以后，就存在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是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呢，还是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总的解决的时候了。什么《海瑞罢官》哪，什么翦伯赞哪，都是舆论准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吴晗问题、邓拓问题，这都是前哨战，真正的决战，大的战役，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很理解的。甚至去年毛主席提出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正在被培养成为接班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同志还不理解。当然有很多同志是理解的，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据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感到中央第一个接班人是反对毛主席的，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他们哭过好几次，很高的负责同志哭过好几次。他们这完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他们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为党的命运担忧。但是我们很多同志不理解，甚至毛主席提出来他们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为我们接班人，还不理解。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不清楚。还有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理解这个大的斗争，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自己究竟到现在到底理解了没有？的确可以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充分理解了，我自己触及了灵魂了吗，我自己恐怕到现在还不是充分理解了这个问题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哪！

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他长期在党内形成一股反对毛主席的力量，国内国外都有他的社会基础，国外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支持他们，他们有些人甚至于与修正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内有地、富、反、坏、右，有资产阶级支持他们。所以毛主席那时老提这个问题，他出去到外省以后，就提出辛亥革命以后蔡锷在云南反对袁世凯，提出中央如果发生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到好几个省都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有的同志觉得这是说笑话，中央还能出修正主义吗？以为毛主席在讲故事。大家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这是清楚的，有劲头的，但是对自己国内的修正主义认识不清楚。毛主席再三警告，再三提出。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是不理解，有的现在还不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很好地紧紧地跟着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有距离的，过去有距离，现在还是有距离的。

在十几年以来，他们已经把很多要害部门都掌握了。一大批叛徒，这次红卫兵挖出来大批叛徒。你拿中央办公厅来说，主任杨尚昆、副主任曾三之类，都是修正主义的，坚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都是他们的死党；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就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就是小小的秘书室，过去我呆过的秘书室，这次挖出来陈炳函，是个叛徒，历史上变过节的叛徒，当主任嘛，管这个来信来访的，很危险的。工交口、农业口、文教口，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门、重要岗位，都是他们占领着。党的三大重要部门，一个宣传部，一个组织部，一个办公厅，这三个部门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刘少奇为什么敢于六二年提出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什么不能下去蹲点就靠边站吧，那都是有所指的，矛头指的很清楚了。居然提出学习毛主席着作是教条主义呀，当时这样的嚣张，这样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猖狂地反对毛主席。我们很多同志是没有警觉的，有的同志就是看到了就哭嘛！看了以后感觉到党要分裂，我们很多同志听了也看了，却麻木不仁。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过从去年十二月份就开始的，今年四月进到高潮的这么一个大批判，全党、全民、全军把这个盖子揭开了，进行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有很多好的发言。经过这么一个大批判，很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由理解不深刻到逐渐深刻，这是很大的事情。你们看看最近的很多批判，我们党的、我们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来没有提高到这么个高度，所以形势大好。我们党内，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大中学生、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今天《光明日报》有一篇清华大学两个小将写的文章，用列宁的观点、毛主席的观点批判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那是水平很高的一篇文章，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这标志我们的接班人、我们的青年一代已经水平提的很高，相当高的水平。这篇文章并没有经过什么很多人加工修改的，就是他们写的。这是举例。很多小将在革命大批判里的发言是很感动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到过去没有的高度。不仅批判，而且他们的行动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挖叛徒集团，那是千辛万苦，我听过他们一次汇报，他们找过去国民党的报纸登的叛徒的“反共启事”，三天三晚上不睡觉，就是几个人一张张报纸翻，在旧报纸堆里面钻进去，一天吃一顿饭，把饭带到图书馆里去，咬一口冷馒头，吃了后就昼夜拼命地干。翻出以后他还去一个人一个人对口，那是无头桉，那比我们这个接待工作困难多啦，我们接待工作人家送上门来，他那还去找啊！这个人是王某某，是李某某，张三李四，是谁呀？这个人改名了，现在又在那里工作？去找呀，找到一个线索再扩大线索，比方找到刘澜涛这个人，他就去扩大线索，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这个人叫什么。找到以后人家还不知道，还得到原籍去找，原籍不知道再到哪里找，那真是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啊。有的革命小将翻山越岭掉到沟里去了，掉到沟里去又爬起来，又继续走，他一步一步去走的呀！有一个小将说有一晚上翻山越岭掉沟里没有摔死，没摔死，爬也爬不出来，天也很黑，他爬好几次也没爬上来，天快亮了才爬上来，爬上来还毫不气馁，还要继续前进。找到这个人以后，人家不肯向你谈，你没有介绍信，谈党内问题要党的组织介绍信，你没有，我怎么和你谈呢？那小将就跟他讲道理：我们没有介绍信，你看我们是红卫兵，相信我们，我们这事情很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了很多道理，讲的那些人都感动得流泪了，说：行，行，你没有介绍信我也给谈了，你这革命小将是好人。这样谈一点材料，谈一点材料以后就扩大。我听了以后实在非常感动，我想你们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你们叫他们给你们讲讲。就这样把一个一个叛徒挖出来。他们也顶负责的，是不是叛徒，不是就不是，并不是你说叛徒就叛徒的，不是的话，还给翻桉；哪个人好，还表扬，刘格平就是他们表扬的。挖出叛徒，表扬好的，做了大量工作，在大批判中建立了功勋，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我们感到我们国家前途、我们的接班人是可靠的，是有保证的，我们国家不会走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这是最好的形势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夺权斗争，毛主席讲三、四、五月份见眉目嘛，现在是有个眉目了。夺权，很多省市他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维护毛主席路线的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维护刘、邓路线的人手里的，甚至掌握在叛徒手里边。象西北局的刘澜涛，那就是个大叛徒，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象山西的卫恒，也是个大叛徒。那么这要向他们夺权。这个夺权，很多省市，有的已经夺权胜利，象六大省市山西、北京、上海、黑龙江、贵州。有的两派斗争很激烈的，现在取得了初步胜利。青海付出了很大代价，青海、内蒙、福建最近局势明朗化了，由两派斗争激烈到明朗化了，河南看起来，也是有希望的。就是毛主席路线得到胜利的省，也就多了，已经取得胜利的省份在巩固这个胜利扩大这个胜利，没有取得胜利的省份，现在局势逐渐明朗化，经过了严重的斗争，局势明朗化了。

青海是很典型的，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革命派受到武装的镇压，发生很大的惨桉，很多小将给打死时，他们要求面向东方，面向毛主席，喊着口号倒下去的，是可歌可泣的。由于他们的牺牲，使中央了解了青海的情况，他们（指赵永夫等一小撮人）封锁消息。司令员刘贤权是个很好的同志，从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他自己被关起来，被打，但他不考虑自己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他写了一封很好的信，有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的信，要兰州军区直发中央，但被全军文革办来信来访的人压了。如果他那个信件能够很快送到中央手里的话，青海的惨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你们的任务的确很光荣也很艰巨，只要压了一件很关键的东西的话，就要给党、给人民造成损失。全军文革处理来信来访的办公室，如果只要很好把这封信，因为林彪同志认识这个人，只要送到林总那儿去，送到毛主席那里去，这个事件就可以避免。因为中央对这个地方有了解。这一点应该表扬你们西北组管青海的同志，他们在发生惨桉以后，反映了一些情况，当然中央决定调查不是根据他的反映了，但他的反映起了作用，我们看到了。我们小组当时提出青海问题，根据七八个材料，这个材料也是当中一个，这个材料上边还有我们写的字，我们把这些材料提到毛主席、林总那里去，毛主席看了后，指示要调查，指示怎么样调查，很具体，调查哪几个关键，很具体。你们在这个重大斗争里边，你们接待室起了作用。当然你们刚才同志讲了，不是为了表扬做工作，但是这件事情是应该表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接待青海来访的同志表示感谢！

象青海最近就可以搞革命三结合了，局势很明朗，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经过一个大斗争以后，反而会把事情搞清楚。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不怕，第一，我们反对，第二，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内蒙也发生很大事情，首先开枪的是内蒙，军队里坏人，向群众开枪了，打死了韩桐嘛。后来又抓了很多人，大肆逮捕。你们说那里边都是好人，那也不是，极少数是不好的人，大多数是革命群众，好的革命群众，坚定的左派。中央经过了详细的充分调查研究以后，批评了内蒙军区，给内蒙革命群众平了反。他们现在还在闹，还有人支持的，但挑拨不了几天了，情况基本上清楚的，明朗了。大凡这些地方，经过大反复的地方，都是很有希望的。青海干部就用不完，革命干部用不完，很多，你找三结合的对象很多。所以要把刘贤权调到内蒙去。得力的干部很多，坚决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干部很多，经过考验，信得过的干部很多。内蒙也是这样，有上千的好的干部。最近四川也发生了大的反复，四川也是有希望的，四川刘结挺，宜宾地委书记，做省委书记不一定比李井泉做的坏，肯定比他做得好，因为他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他虽然是地委书记，但是维护毛主席路线的，李井泉虽然是省委书记，又是西南局书记，可他是执行刘、邓路线的。所以四川不缺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很多，很优秀的干部。

河南最近斗争也是很激烈，凡是这些地方都是有希望的，不要担心来人很多，很麻烦，那没有什么，很有希望。凡是那些不明朗的地方，你说运动起来也起来，没起来也没起来，反正都是不清楚的地方反而难办，真正斗争激烈的地方好办。弄不清楚，情况不明，这些地方的确难以表态，你们叫“和稀泥”，我说不叫“和稀泥”，不表态，怎么叫和稀泥呢？不清楚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讲的嘛！那不叫“和稀泥”，叫我们去也不好表态，不清楚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有不少地方还不明朗，不清楚，有些地方，你们接待是没办法表态的，你们表态那是个问题，表态表错了，支持错了是个问题，可以不表态，可以说我们不清楚，可以负责向中央反映情况，但是斗争要依靠你们自己回去斗争，这里不能解决问题，让他们回去参加斗争。河南问题，中央最近要开会的，召集双方代表人物来座谈。反正你们过去说军区宣布哪个组织非法，你们就支持，恐怕不行。现在不这么做了吧？（答：现在不了）。现在不了，那好啦，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要表态，不叫“和稀泥”，不清楚，怎么能表态呢？瞎表态怎么行呢？河南情况表态是不严肃的，你不清楚那派对，那派不对，军区对，支持军区，到底支持对不对？也不清楚。

刚才表扬了（反映）青海（问题），你们有一个地方的确是应该自己触及一下灵魂的，人家造你们的反，你们觉得很不舒服，那你们过去有些地方帮助，实际上是站在群众对立的，甚至我听到反映，看到信件，说到你们接待室抓人，你们协助他们抓人，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你们帮助把人抓走的，这事情有吗？（答：公安部批的）。公安部批，他批的不对，你们应当提出来嘛！（有同志说：接待室领导同意的）。你们可以给室提意见，他们可以检查，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说中央小组没有管，但是你们自己应该检查一下，看到这件事情，不来管一下呢？你们说地质学院不好，造你们反，但地质学院这些学生是有风格的，地质学院他自己出粮票，就是保护这些人，他听了以后是革命的，他们就保护，公安部来抓人，他不让抓，藏起来，没有地方睡觉，一个小床睡两个人，没有吃饭的，他自己买两个小馒头，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康老、总理表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作风，小旋风柴进嘛！柴进就是专门搜罗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质学院就有这么个风格，专门搜罗造反的革命群众，我们首先知道抓人，不是从其他方面，首先是从地质学院，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的学生都哭了，一面哭，一面讲，说四川来抓人，抓的是好人，带手铐送走了，是公安部批的。我们接了电话以后，马上报告江青、伯达同志，下了命令，下了死命令，要火车到成都后，不准离开车站，马上回来，连抓人的一起回来，回来以后，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工作还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也应该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因为毛主席、党中央把我们放在这个战斗岗位，我们战斗岗位出了一点毛病，应该检查一下，别人造一下反，我们要欢迎。下边我还要说造反问题，再研究，总的精神要欢迎，不要反对他造反。我们不对的，欢迎人家批评，言者无罪。四川问题，王力同志批评了，我记得不是王力同志，是康老还是伯达同志，我忘了，这个事情应当批评，我知道，我查了，这不是批评你们西南组，何必这么紧张呢！不是批评你们，那是批评中央办公厅过去的秘书等，我查清了，事情是他们办的，刘结挺、张西挺的桉子，他们很早给李井泉提意见，李井泉要打击报复他们，开始时，拉拢，李井泉老婆给刘结挺老婆送礼，他就不要，不接受这个礼物，这是相当有风格的，以后李井泉就把他们关起来。他们反对李井泉三自一包，刮单干风，很早就反对，到我们接待室，那时在德胜门，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来，来了以后，接待人员不认真，当然这件事不是决定在接待人员，这个事情还是决定在邓小平，接待人员把材料送给童小鹏，童小鹏把这个问题送给邓小平。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概八月份的事。这很不应该送的，他送去了，接待人员不知道，童小鹏应该讲话知道一点，邓小平跟李井泉的关系接待人员不知道。邓小平批给西南局，接待人员就让他们回西南局解决，告的是西南局李井泉嘛，怎么能转给西南局呢？邓小平是包庇他嘛！于是回去后，又被抓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批评的，而且应该引起我们警惕。这本来是送上门的重要情况，揭发西南局的李井泉的问题嘛，是很好干部嘛。所以你们接待人员，有个重要任务，要给党发掘干部，发掘好的干部，发现革命左派，向中央推荐。这个人应该推荐，但是没有嘛，弄回去受打击报复。来信来访有大量很好的干部，能做很多好工作的，可靠的、优秀的，我们应该发现出来。过去，很多干部、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告刘少奇、告邓小平，后来中央办公厅提出个名单，我们了解了一下，名单里有好几个人是很好的干部，很好的同志，现在建议地方提到三结合的岗位上去。辽宁有个金铁匠，他就首先向中央反映三马一犁，刘少奇提倡的，富农可以入党，揭发这个问题。后来也是长期受打击报复的人，很好的干部嘛，很优秀一个干部嘛！你们接谈人员应该给党发现干部，象这种人就应该提出来嘛。而我们没有提出来，关起来，抓起来了嘛，打嘛，被保字号的产业军打嘛！为什么产业军叫保字号？保李井泉嘛！人家炮轰西南局，他就反对嘛，所以说他是保守组织。当然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保守组织中的群众，不一定都是坏的，很多还是好人。象这些问题是应该检查的，这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前的事。但是以后又有事哪，四川来的不是刘结挺，而是王结挺、李结挺。来了后，你们也没好好接待，送回去嘛，没有很好反映问题。

刚才讲四川讲的多了，讲讲其他问题，四川情况已说过的很有希望，大批好多干部出来。湖南斗争很激烈嘛！湖南抓“湘江风雷”嘛！我们中央文革指示“湘江风雷”里不纯，头头很反动，要抓起来。那一个“湘江风雷”不一定都坏嘛，明显地抓了很多好人。现在一个叫章伯森的就反对这个事，他是原来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反对这个事，他就出来造反。那些斗争激烈的地方往往还是有希望，现在局势逐渐在明朗。你别看那儿发生武斗了，什么打、砸、抢，你别光看到这一面，你要看到它的主流，大家要看到大方向，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会发生事情，发生不理想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以后，有些坏事会变成好事。有些事情不能叫打、砸、抢，有些是革命的反抗嘛，正义的行动！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局势明朗了嘛！局势明朗就可以搞三结合，不然你去跟谁结合？经过这些斗争有了结合对象，有了可靠的接班人，这个事件就好解决了，桃子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摘桃子了。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基本上是这个局面，很多省份斗争很激烈，经过激烈斗争局势明朗。有些省份还在斗争，再过一个时期，再过一个十天半个月，也会明朗。还有些省份，现在还不明朗，还需要经过些斗争，但是大部分省份现在看起来没有夺权省份，多数的现在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代价的结果，付出很大代价，经过很多的斗争，经过很多的艰苦的斗争，由于他们的斗争，使很多省份局势明朗，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步啦。过去几个月就不是这样情况嘛！所以说形势是大好的。还有些少数省份，保守势力占优势，感觉还是有，但是少数，整个讲起来是少数。这是各省市夺权情况，这个情况不平衡，但总的形势是大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些军区，有些少数的军区，他在支左方面，他有些方向不大清楚，迷失了方向，个别的象赵永夫那样坏人完全是坏人篡夺领导权。有些少数支持错了，大部分是认识问题，现在经过斗争以后也在转变，特别是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认识问题统一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在扭转这个局面，形势也是好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很多地区，很多单位，现在就是逐步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本单位斗批改是个大事情，因为前一段主要是冲击司令部，冲击每个省市的司令部，他没有时间来很好的照顾本单位。现在很多地方已转入搞本单位，象北京市很多地方，现在本单位的斗、批、改已经开展了。当然全国来说，这个斗、批、改，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恐怕还要二、三个月的功夫，现在群众全国来说，整个来说，你叫他转，还转不过去。但是已经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在转了，就是运动在深入。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整个生产形势是好的，逐步好转。在一月份搞经济主义的时候，当权派，掌权的搞经济主义，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铁路中断，工厂生产停产，那个局面相当严重。经过左派反击以后，中央、毛主席提出一月革命号召以后，局面大有好转，特别是军队参加管农业、管工业、管交通运输，军队接管很多要害部门以后，局面大大好转，现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纳入正轨。铁路、港口，特别是港口，那时候上海港、大连港、天津港都堵死了，外国轮船进不来，停在马头上，停在海上。当时毛主席都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几个月以后，很大好转。革命的左派，上海那些革命左派，学生，写文章的人，在一月份不是搞本单位的斗、批、改，他们是在码头前线，在港口码头上组织工人，自己参加劳动，抓这个事情，疏通交通命脉，很多人累的吐血呀！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特别是四月份以后，局势才好转，生产局面好转，有些赔钱单位不赔钱了，生产走上正轨了。

主要这四个方面：大批判，全党全民的革命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还有夺权，各省市夺权有了眉目了；第三是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第四是经济局面走向正轨。这个四点，标志着我们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大好的形势，整个局面是好的。

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当然各个时期有些反复，压制左派，就不谈了，前面已经谈了。现在值得注意新的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冲击军区。有些地方左派重新冲击军队，中央十条下来以后，又向军队冲击。北京高潮已经过去了，北京，你们看到那个时候贴李钟奇的大字报吗？炮轰李钟奇嘛！李钟奇有一两天大字报超过了刘少奇。本来，李钟奇是谁，谁也不知道这个李钟奇，这一下子，那一两天，人人皆知，说是有个李钟奇，很出名呀！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了有个李钟奇。那是相当大的冲击，卫戍区有点紧张，一天有几千人到卫戍区，后来，认为北京卫戍区不能乱冲的呀！保卫经济，保卫毛主席的，马上中央文革开了紧急会议嘛，把这个风刹下去了。但是各省市，此风方兴未艾，正在兴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头，所以中央《红旗》发表了社论，发了个按语的社论。接待员同志们要在接待工作中宣传这个社论，不要革命群众再犯错误。有这么两段，前一段有些革命左派走了“之”字道路，曲折的道路，开始炮轰省委。有的省委跑到军区去，他就炮轰军区，他就不分清红皂白就炮轰。炮轰军区以后，搞得军区很紧张，于是中央发表了八条，说不能炮轰，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八条一出来以后，有的军区拿这个令箭整这些群众了，“炮轰我们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中有权，有权就抓人，“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抓了不少人。抓人以后，犯了错误了，中央又来个十条。十条以后，说是你犯错误了，他连过去犯的错误都不认账了，他本来过去冲是错误的，错了也不认账了，于是又来冲。现在有些地方，这个问题，有些军队就灰熘熘的站不起来。有些革命左派重犯历史错误，当然其中有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引向军队，利用军队过去在支左里面犯了些错误，来挑拨群众与群众的关系，有的，有这个坏人。但是很多革命群众过去犯了错误，那时他请罪，痛哭流涕请罪，有的给抓起来，有的请罪。中央说不要请罪了，发了个十条，意思大概说没有错误了，于是又去冲，有的地方冲的可带劲呀！象山东，好些地方，广东呀，绝食好几天，广西呀，广西韦国清是好人嘛，你还冲他干什么？那是好同志嘛。不少地区在冲击，这是值得注意的苗头。这是我们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都不赞成的。那么军区犯点错误，你过去也犯错误了嘛，你过去冲军区也错了嘛！你不检查错误又要去冲，你不是又错误了吗？军区犯一次错误，你犯两次错误，比人家还多。我们不赞成这样作法，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军队犯错误多数情况是认识问题，除了赵永夫个别少数坏人以外，是认识问题，包括你们这里一些错误也是认识问题。你们可以想想你们自己怎么支持错了，你们就可以理解军队他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军队由于过去刘志坚不介入，长期来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他不清楚，他不理解。很多军队的同志匆匆忙忙到了战场以后，他连《海瑞罢官》是干什么的，还不知道，海瑞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说海瑞是宋朝人，海瑞是唐朝人。他不知道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说“三家村”就是彭真，彭真就是“三家”，他知道这个，他不知道“三家村”原来还有廖沫沙、邓拓，他不清楚。什么聂元梓大字报，什么陆平，陆平是干什么的，他都不知道，他以为陆平是北京市委的书记哩！弄不清楚，他就没有这个准备。问他通知看了没有，就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就是因为前一段不得介入，他对文化大革命整个发展过程他不清楚，更不要说四十几年的修正主义他更不清楚，甚至有人喊“打倒刘少奇”他觉得这个不行，那还行？这个不行。有的人还比较好就是人家说是一边游行，一边去喊“打倒刘少奇”，叫他参加，他想来想去，说是参加要参加，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但是一面参加，一面报告说不行啦！那儿喊“反对刘少奇”啦！你说这种状态，要理解，他没有准备过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报他也没看，井冈山小报过去不能看，这个小报他不相信，《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才知道有这个事，他不理解。所以你说他因为这些情况犯了些错误，你说他是刘、邓路线，那其实的确冤枉了他，他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呢，你不相信呀？你问他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别人的？那他说，我是听毛主席的，别人都不听。但是他的确犯了些错误，帮助了刘、邓路线犯了错误。他这与省市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李井泉的错误，他就是支持刘少奇，他就是支持邓小平，他完全是自觉的，很清楚的，那他态度很明朗。你问他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邓小平的？他听邓小平的，不听毛主席的，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卫恒他就是听薄一波的，他赞成给薄一波作报告的，给安子文作报告的，就是不给中央报告。他的人事安排都要问过薄一波，他不问中央他不问毛主席。那这些人压制群众，本身就是刘、邓路线的，所以是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那么部队呢，第一没有财权，没有地盘，他没有人权，他就是野战军，没有牵扯，他不是保他自己的地位。他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准备，突然一下子命令号召介入，介入后又不好好调查研究，一屁股就坐在保守派这一边，坐这一边，人家就控诉他，控诉他更恼火，就抓起来，抓的很带劲，有个八条他就煳里煳涂犯了那么大错误。犯了路线以后你说他是刘、邓路线，他的确是冤枉，痛哭流涕，他冤枉这个事，他就不是。比如你们这里很多军队来的同志，犯了这个错误，他不是刘、邓路线。你可以说批评他有两条路线的，有这个认识问题；你说这个组长就是刘、邓路线，那还要调查一下，还不一定。当然我不了解，也可能个别人是。但我看不一定。他无非也是准备不足，认识不清楚。同样，你要懂得你们接待室的问题，你就懂得那个省市是怎么回事了。他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情况现在你就冲击他，不去搞刘、邓路线，不去批判省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去把矛头对准军区，象天津、山西、山东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你山东军区无论犯什么错误，开始他还是支持左派的啦，还是支持王效禹的啦。他后来有些错误，但一开始我们听过他的汇报，他是支持革命地方的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呀！现在把矛头对他是不对的，显然是错误的。天津也是这样情况，天津的肖思明，他是支持左派的呀！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头，弄不好，那么左派重新犯历史错误，弄到最后还要请罪。我们不赞成请罪，请什么罪呢？犯了错误就忘了吗？青年人犯错误，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解放军怎么回事、解放军是那个司令部的。所以不要请罪，但现在还要冲，这就不行，不能把矛头对准军区，对准解放军，我们中央发了社论。但是它这个运动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会冲，尽管说拥军爱民，他贴了口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他还会冲。我们接待同志要注意这点，注意这个苗头，给他们讲些道理，不要他们犯错误，你们对军区有错误，可以向中央反映，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要去冲，不要在门口绝食呀，请愿呀，示威呀，不要搞这些。不要把矛盾公开化，内部解决问题，我们提倡这样，即使是对河南也是这样，也应该这样。不管对内蒙，我们当时也是这个方针，我们跟学生讲的还是内部解决问题。所以如果的确有人说内蒙军队就是“保皇狗”，如果有这种说法，那是不对的。但这些你不要完全听他的，那些来人申诉的，那有些夸大，如果有那是不对的。

军队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没军队我们怎么敢搞“四大”？湖南地、富、反、坏他就不敢动，你怎么说叫他出来动，他就不动，他说他自己是鼓楼上的麻雀，你钟再响，他也不动。他为什么不动？就是看你解放军还没动。刘、邓路线为什么不敢造反？为什么田家英叫刘公造反刘公不敢造反？就是因为有解放军。解放军掌握在毛主席司令部手中，掌握在林彪同志手中，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里。他们有个人想抓军队，给我们识破了这个阴谋，就是罗瑞卿，打下去了，所以他就不能造反。为什么田家英建议刘公造反，刘公他就不敢造反？他难道那么善良？他秘书报告都准备好了，彭真在杨观楼搞了一批酸秀才嘛！就把毛主席的、中央文件做了一番准备的黑材料嘛，那很系统的，这就是他们上台的秘密报告，他们那些黑帮都计划好了嘛。有的黑帮交待，他们政变以后，陈伯达怎么安排，谁人怎么安排，那个人怎么安排，都做了周密的计划的。为什么不敢动手啊？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外国人都看到这点，你们看到参考消息，外国人都知道这点。

所以对解放军我们不能冲击，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解放军再有错误，他只要不是赵永夫、反革命，都要内部解放问题，那怕他的刘、邓路线抓的人比你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抓的还要多，那也还是要内部解决问题，因为他犯的错误跟你犯的错误不一样。现在也有的当权派他想把矛头转向军队，他自己跑掉，说“我还没抓人嘛！都是你抓的”。有少数坏人打这个主意呢！他再抓人，他是内部错误，他是个认识问题，因为他的确不是为了保他的地盘，而李井泉完全是为了保他的地盘，保他自己，保他那个刘、邓路线。矛盾性质不一样，毛主席说过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如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种方法来解决军队跟群众的矛盾，那就错了，方法错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个无政府主义本来在中国没什么市场，如果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象巴金、黄元那、庞仁爱（湖南的），但是那力量不大。当然我们现在讲无政府主义和那种无政府主义不一样，无非是一些现象，不能成系统的东西，但有这种苗头，就是你们所说的打、砸、抢，就是所说的什么命令都不听，什么纪律都不要，那种倾向是有的，甚至有的地方还相当厉害。无政府主义是机会主义一种反映，是对机会主义一种惩罚。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刘、邓路线要人家做驯服工具，搞这一套，搞机会主义，不让人家造反，压制人家革命，谁革命要抓起来，就要斗争，象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的那一套。他搞机会主义，它就走向反面，就产生了一种过去不让造反，要奴隶主义、绝对服从，要做驯服工具。一旦走向反动，走向反面，他就是一切纪律都不要，不要一切约束，就可以任所欲为，他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愿意把玻璃打碎就打碎，愿意把桌子打翻就打翻，他今天愿来就来，不愿来就走。甚至这种作风也要蔓延到机关里去了，有的机关，有些干部他愿到那去就到那去，根本不上班，不要任何纪律约束，不要任何组织领导。机关里这现象还不是很严重，有些学生里边、工人里边，有些地方相当严重，有的一些三线工地工人跑了，根本不干活，前个时期有些矿井（少数，不是普遍的）他可以不上班。教员里边，有些小学教员，中央说是指示他也不听，中央指示复课他也不去，但工资要领。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工资要领，你不给他工资他要造反。为什么要加强军政训练，解放军派到学校去？它就是要克服这种倾向。这里归罪于谁？归罪于刘、邓路线，它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实行机会主义统治，所以造成一种走向反面，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这是列宁的话，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讲了，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那么现在我们夺了权了，所以这种惩罚弄得我们挺麻烦了，本来对他的惩罚很好了，所以现在要引导。有个二七铁路技校跑来打、砸、抢，砸你的办公室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我在那劳动过，产生那现象很正常，他那党委书记叫吴文彬，那是彭真的一个忠实的、山西帮宗派主义集团里的成员，他就搞这一套，严厉统治哪，那个学生整得就是象小媳妇一样，所以一解放以后，校长、党委书记、教员统统被打倒，他就为所欲为，本来有生产任务，他根本不生产，很不正常。我们找了三个人去军管（军管工人，学校是工厂的附属单位，它是归教育局管的，不是直接领导单位），连军管去的三个军管同志都不愿管。我们说你把那学校也管起来，他们说不行，那个学校无论如何他不管。所以这个无政府主义发展起来相当严重，因为你“法不治众”，他一帮子人，你怎么办？你又不能都抓起来。所以接待工作中对这要进行些教育，当然教育无效也好嘛，多教育总是有效，多数还是可以争取的。

“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联动”不是最近放出了吗，刚才同志们也提出为什么放“联动”，你怎么办？你关了在那儿不是个办法，毛主席下了决心，下了命令嘛，放出来。弄得他们喝酒，晚上出来，完全颓废，精神颓废，堕落，没出路，这样放出来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他们多数，少数顽固分子让他们表演，充分表演，让社会上也知道“联动”是怎么回事，不然你说“联动”组织不好，要反的，他有的人还同情。不是放了这几天吗，出了好多事嘛，在天安门一帮子“联动”无缘无故就打人，打了人后边追也追不上，到了前门以后，后边又打了几个人，骑车子又跑了，还有把车子给你搞到河里、河沟里去。最近办了好多事，这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这个“联动”实在是坏。汪东兴同志也碰到一场（汪东兴同志：昨天晚上），他跟我说是吴俊英那个八·一八，我说可能是“联动”，他后来查居然是联动，吴俊英的小孩是“联动”，是过去机要室的黑帮的子弟。“联动”的基础是右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那些子弟，因为他们是主张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他老子当黑帮，他也要愿意奉陪到底的，有那么一些人的。当然对这些人，我们还是采取争取的方针，分化、瓦解，争取多数，但是有的人是相当顽固，这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放了“联动”后，武汉说是也有“联动”组织。北京“联动”已到天津打、砸、抢，那会闹一阵，你们要有这个准备。那个长辛店恐怕还是文明的吧？还会有比较更厉害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只要闹不要紧，他闹了以后群众看清楚后会要跟他进行斗争的。你们也要进行工作，进行引导嘛。当然你们不要和他们打、砸、抢，你们不要以拳头换拳头，因为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你们可以引导，群众会对付他们的。

值得注意的苗头，我觉得大概值得注意这么两个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会有些反复，因为这么大的革命啊，旧势力不反抗，不阻挠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

形势大概我就讲这些吧。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顺便讲下接待工作。接待工作，接待室是由汪东兴同志直接抓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所以你们有很多工作要经常向汪东兴同志反映，请他来给你们作报告，因为中央文革的会他也参加的，中央开会他也参加的，毛主席开会他也参加的，他是有权威的，你们应该支持他来领导你们的工作。他经常请我们，他不是没有请，经常跟我们文革小组讲，说是要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话，他是做了这工作的。那我们就请他讲话，他说他没权威，我说我不相信，你看今天证明你还是有权威的嘛！大家给你鼓掌嘛！既然有权威，我看你还是经常来听取意见，给他们作报告。

因为你们给我们中央文革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们应关心你们，我们不关心你们是错误的，过去关心的不够，应检查。刚才你们不是给王力提了个意见吗，不是王力个人问题。你们工作很辛苦的，因为我过去也做过这工作，你们的困难，你们的辛苦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很多同志任劳任怨的，有的工作同志被揪被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坚持了党的政策的，很不容易的。很多同志接待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反映了很多情况。所以今天我向陈伯达同志说，“无论如何你今天要见见他们，那怕你给他们问一声好。”他很忙的，他还是来了，说明中央文革还是关心大家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恐怕有些话你们不要惊呀！就是从你们工作中还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不那么理想的。按照理想接待室还要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够理想，主要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带有方向性的一些情况，那些重大问题，你们反映还是不够。你们的简报我们经常看了，你们现在出了几百期的简报了，四百多期，还是经常看的。不只是联合接待室的简报，还有一种是信访室的简报，都看了。这些简报里反映了些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反映的不够。

中央的联合接待室是中央的耳目，是党中央的、毛主席的眼睛、耳朵，要灵敏。是一个渠道，是向中央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是个桥梁，你们一定要起到这个作用，要经过你们使群众跟中央能够交流，能够挂上钩，而不是经过你们以后把它切断。要注意反映这些带有政策性的，带有方向性的，带有一些苗头的地平线的那些东西，就是刚刚出来的一些问题。有些太阳当顶的问题不要反映了，大家都知道嘛！太阳出在地平线上的那些问题。你们要反映。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也知道，谁也知道的那些问题，已经知道了就不要反映，因为那个东西变成一种负担。举例说，中央解决了内蒙抓人问题，现在还反映内蒙抓人，打击群众，那么这情况，他已知道了，已经解决了。（我举例子，讲得严重了，因为要举例子，讲得夸张了。）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已经解决，已经知道了的，简报还不断反映，每天还在反映。因为向中央反映情况有很多渠道，什么群众来信啦，快报啦，记者的反映啦，中央开会啦，这些地方也要做点工作，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找你们办简报的同志，你们有一个办简报的，过去不是在中央文革呆过么，为什么派一个在中央文革呆过的同志去办简报呢？就是要你经常回来交流情况，但很少回来。范恭俭在不在？（范答：在）。你就没有很好做这个工作，派你去接待室办简报，你就没有回来讲什么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写封信，没有起到交通员作用，反映新问题，带有政策性问题。你们过去反映过党员党籍问题，把党员档桉烧了，这是带政策性的问题，反映了以后，我们马上就发了指示，不要烧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嘛，就是根据反映发的，不要随便开除党员嘛，这是带有政策性的。譬如打、砸、抢也是带有政策性的，现在中央已经知道了的，就不要反映，不知道的情况，要反映就是了。刚开始的问题就要反映，别人反映了的，你们也要反映，不怕重复，因为情况刚开始，中央需要了解，后来中央知道了，解决了，就不要再反映了，再反映，就要反映新问题。还有带有方向性的，方向路线问题的，譬如军区支持错了，那个支持错了，带有方向路线问题，那要反映。

还有大量的，不一定是方向、政策问题，也不一定是新的，但是不断地、大量地也要反映，如内蒙中央解决了，不是新问题了，方向性问题解决了，根本方向就对了，但是大量地、几千人来，那么这个问题要反映。几千人来那就是群众性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那天我们接了电话后，也是个问题，老是四百人轮流坐在中南海，给中央施加压力，也不好，后来林总也知道了，林总给毛主席反映了么，毛主席下了决心，说是文革小组要见嘛，总理要见嘛，所以开了会嘛，开了会不知怎样了，大部分人回去了吧？（不一定）总是好一点么，我们讲了话了，讲了话你们还不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你的责任了。

你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去做工作，到他宿舍去，到他那地方去做工作，必要时，可找军区来人领他们回去，保证他们回去不挨打么。但做保字号工作，首先一点，你们要坚定，你们自己要坚定。如果不坚定，摇摇摆摆的，说话也不理直气壮的，那人才不走哩。我看你们不一定很坚定，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坚定。你们要别人坚定执行中央路线，你们自己也要坚定执行中央路线，如果你们思想上还同情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他决不会走。

群众，他比你聪明，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群众比你聪明，不管是保守派，革命群众多数人的智慧超过你，他看你的态度就看出来了，说你这个人“他同情我们呢”，“我们才不走了呢。”如果是坚定的，他看看没有空子好钻了，有些人他就走了，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走，还有的人留着。执行中央决定要坚定不移，是经过毛主席、林副统帅批示的么，情况很清楚嘛。革命派打、砸、抢总比保守派打、砸、抢好得多。你说他没有，也不一定没有，也有一点，也要反对，他们来了，也要给他指出不对。另外对革命派，我们自己心中也要有数，不一定去宣传，心里要有数，对革命派，要用阶级观点马克思观点来看，你看每个革命派，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有这么回事！都是坚定的左派，我自己还不敢说是坚定的左派，我就不怎么坚定，别人说我是左派，我就很高兴了。那有这么多坚定的左派啊？不会的，坚定左派是少数，左派里面多数人是左派，但不一定是坚定的，坚定是少数，骨干分子是少数。但左派队伍里，多数人是好的，大多数是左派，是维护毛主席路线的，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功劳的，这些人是运动的主力，大方向正确。我们始终要有这么个认识，要相信大多数，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不能受冷空气影响。但同时要看到左派队伍里面有些人不是真正左派，是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迫的时候，要求革命，他不一定是左派，但是他受压迫。这些人在运动中，不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成为左派。还有一些，他会变化，因为原来是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运动里面受到革命考验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有些在运动中发展了“私”字，还是变成小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小资产阶级。在胜利条件下，容易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所俘虏，有的人甚至可以过去是造反的、革命的，变成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还有极少数极个别的，溷入革命组织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个人野心分子，这是极少数。我们要有分析，看到这些现象，就不奇怪了，不因为发生些问题就因此迷失方向，迷失对主流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要相信革命的左派大多数是坚定的，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一点？主要是大多数左派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得非常好的还是少数，但是少数在不断增多的，不会是多数都是那样、多数很坚定，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坚定，都不会犯错误，那还是少数。但是左派队伍里多数是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点要相信，要坚定不移。那么在左派队伍里面，整个造反队里面，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会分化的，一部分在革命运动中，在改造自己，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有的他慢慢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还有极少数是坏人、野心家。你们有分析的话，那对象内蒙左派里面发生一些问题，就不会奇怪，不会因为听说左派组织里面有一个什么国民党军官就大惊小怪，不因为这些现象，就迷失了你对本质的看法。要区别现象和本质，有时现象和本质不一致。要区别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因为左派队伍里有些不纯的，有点打、砸、抢，这是现象，要看到主流，要看到大多数，无论什么时候要相信大多数，要坚定不移，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战略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不会听，遇到冷空气，就摇摆不定，耳朵软了，就对中央发生怀疑。

我看到你们油印的接待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几点意见，是“红色革命造反团”写的，你们这里有个“红色革命造反团”是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来访接待站的红色革命造反团。（答：是过去的）经验基本上是好的，红色造反团主要强调要毛主席路线，强调了当群众小学生，强调把接待室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对接待工作要旗帜鲜明，支持革命派，这个支持，这个旗帜鲜明，不一定要你每件事都去明确表态，因为有的事中央没有讨论，你表态有困难，这个旗帜鲜明，是要你自己思想上要鲜明，你反映的问题，观点要鲜明。譬如四川刘结挺问题，我们为什么说接待人员有这个毛病？因为他报告里不鲜明，完全是客观主义的报道，人家怎么说，他怎么报。客观主义的报道也可看出态度来，他没有态度，你报道什么，你有什么材料，这个没有纯客观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没有的，都有倾向性的。

要求我们能够按照毛主席思想，学习“老三篇”，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人民极端热忱，要把这当成座右铭。这两个极端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每天、每件事情都要碰到，每时每刻都要碰到，这就是“公”字。什么叫“公”，就是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对群众要极端热忱，每件事情，每件工作，每个斗争我们都要“公”字当头。刚才有同志讲“你们不要我们干就不干了”，“我们都交给你了”，这些语言都不是很符合“老三篇”的，不是极端负责任的，不是极端热忱的。什么工作没有困难？如果我们光找没有困难的工作来做的话，那就不是很好的共产党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挑重担子，作接待工作，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考验，一个大考验，究竟你是个什么材料，究竟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个试金石。

我们工作要有长期打算，不要作一两个月的打算。有人到我们文革小组来当记者，开始做一两个月，现在也没有长期打算，当然他不这么说，他问工作大体什么时候能告一段落，他可以有个准备，有个安排，他是这么提问题的。我就问他，你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没有胜利信心？他说我有胜利信心。我说：你如果有胜利信心的话，那工作不是两三个月的事情；如果没有胜利信心，你认为刘少奇的路线大概是能胜利，那大概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两三个月能结束了。因为他胜利的话，我们就该坐班房了，就给抓起来了，那你赶紧走吧，散伙，你们也散伙吧。如果毛主席路线能胜利的话，我看文化革命小组恐怕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存在一年两年的，将来怎么改组，总是有同志要做这件工作，因为毛主席说了，这两个月见眉目，真正解决问题要两年时间，一、二、三年的功夫。我说如果你坚信毛主席革命路线能胜利的话，那你要按毛主席的话准备，不要做侦察工作了，因为部队他总是讲侦察情况的，我知道他是摸底的。我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们不要用再侦察了。我看你们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们也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话，那么你们要准备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一年二年，准备下去，怎么样？当然现在九百人，以后可能八百人，可能七百人。即使留七百人，二百人回到你们本单位，那还有文化革命，还有麻烦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来了以后，事情才这么麻烦，过去工作多舒服，那工作，上班倒杯茶一喝，八小时以后下班回家，现在没有这个日子了，我跟你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一样，不相信你回去可以试试看，都不那么太舒服了。革命嘛，那能象写文章，绣花。现在写文章也不能那么舒服。过去写文章的确是那样，你看，我光一个礼拜看材料，即是挺舒服的，看完材料做摘录，做完摘录以后编排，完了后形成观点，讨论几次。现在不行，甚至明天要，今天是晚上就要干，没有什么材料准备，你赶紧东动动，西动动，主要是态度鲜明，观点鲜明，马上弄出来。现在写文章也挺紧张的。现在有人讲天下没有乐土，是没有乐土了，安静生活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冲击掉了，什么过个礼拜六啊，看个电影啊，领小孩到公园玩一玩啊，现在这种日子不太多了。现在决战嘛，在决战的时候，那能这么舒舒服服的？那也不是绝对没有了，减少一点。打“淮海战役”了，还带着小孩逛公园？没有时代意义，不符合时代精神了嘛。周谷城是反对时代精神的，我们是赞成时代精神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精神。这么个时代，我们就要有这种时代意义的工作方法，符合时代意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被揪一下，被斗一下，整天吵吵闹闹的，弄得今天开个会，都是对我们很好的锻炼，革命的锻炼，都是大风大浪。要迎接这个风浪，你再过两年，文化革命解决了，你再找还找不到了呢！你再找人揪你一下，斗你一下，还找不到了呢！我半夜开会，想想过去哪有？这是幸福，这是斗争的幸福。毛主席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这里边是无穷的乐趣。你别看现在挺辛苦的，挺难过的，你过了几十年，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的灯塔会在全人类发挥作用，那时你就会感到乐趣，感到幸福，感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毛主席把你调到中央接待室去工作，接触那么多群众，挨了那么多揪，那么多斗，这真是其乐无穷啊！我们要迎接这个斗争，迎接这个风浪。挨一下打也不要紧嘛，革命群众打一下就算了嘛，我们不计较，保守派、右派打我们，对我们是考验。我们中央文革有个同志，他昨天出去看到“联动”打人，他自己就抱着那个人，愿意挨这个打嘛，他维护群众嘛，自己抱着群众挨打嘛。因为他穿军装，“联动”有些人说“不对，那是解放军”，跑了。挨一顿打，挨一顿揪，也是光荣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群众要很好座谈，他们造你们的反，我看首先要欢迎，其次可以商量：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还要工作嘛，你这样弄得我们不能工作了，把人揪走了，不行嘛，跟他讲道理，我们那天跟他们打了电话，把人揪走，不对嘛，人家要工作嘛，他们感到理亏，把人放了。不行的话，你们组织个代表团，弄上二十个人，到北航去请教、学习，向北航学习，或者接到你们空军招待所。你们去二十个人，就说：向你们学习嘛，征求你们意见、批评嘛，交换意见嘛，我到北航找韩爱晶，到红代会去，组织些代表去听取你意见嘛，请你开会来斗争我，有意见你们给我提，你们不是要揪吗？我给你送上门来，不用你揪了。你们不会不讲理吧，你们试试看，失败了，再想别的办法，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再想别的办法。说你们去了很多人，整天斗争我们，我们欢迎你们斗，我们还希望你们再斗，我们都来了，领导同志都来了，听取你们意见，请你们开会，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开会，听取你们批评。他大概没办法，就会把这些调回去批评你们，他不调回来，再想别的办法。你不要和他们硬顶，那不行的，因为他是革命群众，你能把他抓起来？你跟我反映再多，我也没有办法，他是革命小将，“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革命”，你们没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吗？那怎么办，毫无办法，只有和他们交换意见，把我们意见和他们讲，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愿意参加工作，可以分配他们一点任务，可以组织起来，有些不是接谈不了嘛，他愿意帮忙可以嘛，反正又不发他们工资，你们又不负责他们工资，怕什么呢？发工资又不归你们发，汪东兴同志发嘛，无非招待他们吃一顿饭。请“东方红”来个群众相结合，但我们领导，情况要向我们反映，而且要听我们纪律，不能乱表态，讲道理。可以请他来帮忙，而且可以请他一个组织派人来，不要谁愿意来就来，我又不了解，而找他了解的人来帮我忙，我非常欢迎，人多多益善，我“韩信点兵”，我不怕兵多，完全由我安排，我都吃得下。你一个人带他几个青年，让他干嘛，他愿意干就让他干嘛，当然他和你商量时，不一定要那么多人，要很多人，你也难办，适可而止嘛。将来有，就安排他工作，听他意见，他不对你批评他，他对你接受嘛。人最怕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没有理就不好办事，你们如果有理就不怕，没理你们就怕。如果你们自己没理，有缺点，有疮疤，又怕人家揭，那就不行了。请他来工作，请他来帮忙，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我贴个大标语“向革命小将学习”，请你作个榜样，我看一看你怎么谈的，你谈，我在旁边听，我在旁边记，让你指导好不好？那也可以。你也记，抓小辫子不怕，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怕什么呢！我们一天到晚不知抓多少小辫子，我们讲话，现在近代化，给你录上音，你看，这段你讲的，给你放，抓你小辫子。错了就错了嘛，讲错了纠正嘛，有错必纠嘛。现在有些小将，有这一点不好办，他可以讲错话，你不行，他讲错话不算，他讲完就完了，也有点不是所有的，这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小将，他当然讲话可以不算，你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他是小将，他讲话就是可以不算的，你当然讲话要慎重，你是代表国家机关干部。你也向小将说，我讲了不算，那也不行，讲话有错误还要去承认。那这个不平等也就不平等，没有办法的事，那只能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是受党的多年锻炼嘛，他是小将，才受到一年，还不到一年，去年六月开始，十个月的锻炼，他资格没你老，学毛主席着作没你多，吃的饭没你多，他当然讲错了就不算，你讲错了还算。所以你讲错了，还是要检讨一下，说讲错了就完了，他当然就抓你辫子，他造你反，不抓你辫子，怎么造反呢？你可以理解的嘛，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有什么奇怪的。这样，采取一个合作态度，不是抵制态度，我们也可帮你们做些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统一了，一致了。试试看，不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你们找汪东兴同志商量，再让他想办法。我看这样比较好。

还有一个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问题，我看这不成为问题，就是一个你们通过正常渠道，通过你们的领导，经过简报、开会（汪东兴同志在文革开会，经常反映你们情况）；另外，你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给中央文革写信，直接给中央写信，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你们觉得有些情况严重，必须反映，而又反映不上去，你们可以写信，我们从来鼓励这一点。最近中央文革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来人嘛。办信有个同志说，他们的领导是杨忠友，我说你们对杨忠友，如果说你们要反映，他说这个情况不可以反映，那你们可以服从，说可以不反映，但是你们可以直接反映，你可以保留意见。说我可以保留，对你不赞成，我要反映，你不给我反映，我自己送。你要送给谁送给谁，你要送给江青，送给伯达同志，也可以送给王力，你要给谁就给谁，但要注明这个情况，我是要他本人看的，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每天都要看到很多东西的，可以看到的，你们也可以直接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给汪东兴同志打电话，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怎么找不到呢？你就叫他请汪东兴同志嘛，请不到的话，你找他秘书，请他秘书记录下来嘛。再找不到的话，你就想办法，串连一下，范恭俭他就知道嘛，你请他去打听，打听以后你就记在小本上，每天打电话嘛。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重要事情打电话，你如果老打电话，也就不重视了。很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打的，你们可以打，也可以给中央文革打。那么你每次都要找到我们哪个人，那个是困难的。我跟你说实在的，我一天到晚除了开会时间在办公室以外，大体上都不在办公室，你比方现在你们谁去打电话，我在这里就找不到，所以只有你打给值班员记下来。一般地说，你们应该经过领导的这个渠道来反映，他过滤一下，有的重要的他能解决他解决，他不能解决他反映。那么特殊的你们觉得有不同意见，说他不给我反映，他不对，你们可以直接反映。但处理中央机构他有权利，有的他处理，有的他不处理，你就不一定每次都催。我想这样大体可以解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问题。我想今天就讲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