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作者：毛泽东

时间： 1962.8.9

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选择来源：毛泽东全集第45卷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今天单讲共产党跨得了跨不了的问题。共产党跨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跨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跨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文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有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橡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千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两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天部分单十。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千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聘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由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政，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蓝。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课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降轰降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单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环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德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天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觉、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暗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溷进来的、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两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口口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当不变成国民觉、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勐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三、饶渐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道，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二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两千万人问，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

[I]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后因所谓“内好”问题被判刑，终获平反。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免、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 1 〕 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历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营副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 2 〕 胡开明，曾任河北省省长，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 3 〕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安微农村不少地方曾实行了包产到户。

〔 4 〕 饶激石（1901—1975），江西临川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因参与高岗组织反党集团而于1955年3月被升除出党。

〔 5 〕 指因经济困难和调整而从城市、工厂返回农村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