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作者：毛泽东

时间： 1956.4.28

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选择来源：毛泽东全集第36卷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某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那一种破坏性的爆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寒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方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则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桉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寿的石倾路线。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感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义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主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天国家的目的。在这个同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桉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广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桉。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桉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环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陆定一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桉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桉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彷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觉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桉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

1]“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大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I]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 1 〕 七届四中全会，指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激石阴谋分裂党、集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 2 〕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他与饶石阴谋分裂党，集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 3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翟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桉，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 4 〕 第一次“左”倾路线，指以翟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塑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溷清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 5 〕 第二次“左”倾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季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6 〕 六届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来关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 7 〕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

〔 8 〕 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7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右倾错误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在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 9 〕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 10 〕 指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 11 〕 指1953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退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 12 〕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 13 〕 这是毛泽东1951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