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在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 和谐历史档案馆 Banned Historical Archives

标题： 江青同志在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讲话

作者：江青

时间： 1976.9.29

标签：关键人物文稿 发言

选择来源：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选编（二）

江青九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工程物理系散布的反党言论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蜜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散布了许多反党言论。

[有人念中央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江青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提法时]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建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疑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是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疑。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权。《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历害。我们算了一笔帐，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已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邓小平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搞组织路线。有的人，他可以连提多少级，收买他们。有两个人，邓小平专门批了，交不水电费。他们可以利用职权，比资本家还厉害，洛克非勒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财团，他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有签石油、煤炭合同的权力吗？可是邓小平有这个权力，他可以代表政府。有一次，邓小平说，我们有许多城市可以开放，搞旅游事业，招待外国人，赚外汇。我说，那不成了殖民地了吗？政治局也都不同意。有时，我也是孤立的，在主席生病期间，他们追害主席，欺侮海主席。我们主席，党中央的主席，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可是邓小平他们搞了一个为反革命翻案的材料，其中攻击主席是斯大林的晚年，我一看材料上写着送许多同志，但不送主席。我看了后很生气，批了，建议送主席参阅，他们看了以后很害怕，把一些人的名字圈掉了，说这个有病，那个老了。圈掉了以后，邓小平再批了“照送主席”，狼毒的很。邓小平要替陆定一、薄一波翻案。对陆定一，主席有批示，陆定一不能翻案，证据确凿，邓小平说薄一波自首，是中央要他们自首。我说什么中央？那个中央？拿出文件来。我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那个中央要他去自首，他能去自首吗？彭、罗、陆、杨是定了案的，杨尚昆是苏修大特务。他们打击新生力量，可是年轻的如果是听他的话，他可要呢。主席是最老的，我也不年轻，他们整我，可整得厉害呢。所以说，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对马列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真的看不见吗？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没有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邓小平打着老干部、副总理的旗号，连旧社会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主席那样保他，找他谈话，说“你那个历史问题究竞有没有？”他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汇报”。对他照顾的好好的，在江西给他找了个地方，可是他一回来就干坏事。七四年为“风庆”轮的问题，当时斗争很厉害，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大骂我，气得脸上的肉都发抖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有的人（他的部下）吓坏了，他骂完了就扬长而去。后来又找我赔礼道，说：“我这个人就是说话容易走嘴，咱们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当时说：“我也有错误。”事实上什么两个钢铁公司，他是资产阶级钢铁公司，我是无产阶级钢铁公司。在悼念主席的时候，大家都很悲痛，我说：“化悲痛为力量，咱们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着作，今后的任务相当限巨，这样才对得起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巨大的贡献，是全世界人民的无价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不用开工厂，用权就行了。林彪也是把全国的东西一平二调，我说他就象是封建帝王式的进贡。他甚至偷文物，最近查出来，他偷了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用不着走后门，不用吭声人家就安排好了。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推都推不掉，厉害啊，糖衣炮弹。你们的苹果我是要的，但一定要按市价付款。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候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尽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土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停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迫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沧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出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晴直发愣。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下面是谢静宜不让记录的一些内容（注：江青以下几段话为什么不让记录？第一、她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太恶素，大露骨了；第二，她要图抢盖丑恶的历史，欲盖弥彰；第三，她的许多话，恰恰是她野心难抑、大要阴谋的自画像）：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后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文化革命中，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点，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地凶的狠，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盖之道那一套。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